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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零点,首只获准科创板IPO注册的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兴源创”),率先披露了《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告显示,公司网上、网下申购配号日为6月27日,7月1日将公布中签结果。
 
据了解,华兴源创主要从事平板显示及集成电路的检测设备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应用于 LCD 与OLED 平板显示、集成电路、汽车电子等行业。
 
平板显示检测是平板显示器件生产各制程中的必备环节,在LCD和OLED等平板显示器件的生产过程中进行显示、触控、光学、信号、电性能等各种功能检测,其发展受下游产业的新增产线投资及因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出现所产生的产线升级投资所驱动,与平板显示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联动性。
 
2017年我国大陆LCD面板产能(主要包括 PC、TV、Tablets)为3.61亿片,占全球总产能的46.4%,并且市场份额占比以每年约6%的速度增加,居于世界首位。
 
华兴源创2016年至2018年营业收入有所波动,分别为5.16亿元、13.7亿元、10.06亿元,净利润则连续增长,分别为1.8亿元、2.1亿元、2.43亿元。
 
华兴源创2016年至2018年营业收入有所波动,分别为5.16亿元、13.7亿元、10.06亿元,净利润则连续增长,分别为1.8亿元、2.1亿元、2.43亿元。
 
作为科创板第一股,我们对其拭目以待,但愿能够撑起科技创新的那片天。那么这些天,我国股市中第一股们的命运都是如何呢?让我们复盘下这近三十年的第一股的趋势。
 
沪市第一股,飞乐早已不“乐”
 
1986年11月,邓小平将这张股票赠送给当时的美国纽约交易所总裁约翰·凡尔霖,以此向世人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决心。
 
在两市1500余张股票中飞乐音响一直保留着最初的名字。透过这张股票的变迁,我们可以检视中国股市传奇般的历史。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整个社会都弥漫着除旧布新的气息和不破不立的激情。43岁的秦其斌接任了当时上海电声总厂厂长职务。这是一家以生产喇叭为主的工厂,主要给电视机厂做配套,还可以做音响。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慢慢提高,对娱乐活动的需求也不断上升。上海街头开始出现了“音乐茶座”这样的新鲜事物,而且生意十分红火。市面上对音响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大。
 
企业要发展,没有资金是行不通的,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企业,每一分钱都需要计划,资金上要自己想办法。
 
1984年11月,秦其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由于对“向社会发行”的理解不同,将打算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发行股票集资,说成了向社会公开发售。于是,报纸头版一篇题为《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的报道,将秦其斌和飞乐音响推向了改革浪潮的风口浪尖。
 
然而,对于颇具资本主义色彩的股票市场,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在那个年代,冲破计划经济藩篱的无形阻力着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各种议论蜂拥而至:有人说搞股份制会培养出一批“食利阶层”,有人说这么做蕴含极大的政治风险……秦其斌可没想那么多,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下决心趟出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
 
1984年11月14日,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设立,并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股金。
 
许多人早早前来排队购买,队伍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盛况空前。一天之内,飞乐音响公开发售的股票便被哄抢一空。新中国第一股就在这样的偶然与必然中诞生。
 
到1990年,上海已有16个证券交易柜台和40多个证券交易代理点。深圳也有了10个股票交易柜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诞生了。
 
那是1990年12月19日11点,老上海浦江饭店大厅,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约定的开市时间到了,电子显示屏上开始显示交易数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
 
开业当天,交易所仅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股票8种。其中,上市交易的8只股票,正是中国证券史上最早进入交易所交易的股票,被人们俗称为“老八股”,而这其中就包括了飞乐音响在内。
 
1991年6月19日,飞乐音响发布了“飞乐音响1990年度经营状况说明书”,向社会公众披露公司信息。这是第一份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直到二年后,证监会才发布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才正式建立。
 
1997年5月,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通过证券市场收购“飞乐音响”股票,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飞乐音响被仪电集团收购后,转型绿色照明。公司注册资本也从初创时的50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
 
2005年5月,股权分置改革终于全面推出。然而飞乐音响却因为种种原因缺席了股改。
 
然而,如今飞乐音响不“乐”,主营业务里早就没了音响,公司也被扣上了“业绩变脸、黑天鹅”等标签。
 
2018年4月12日晚间,飞乐音响发布2017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称预计2017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为5000万元到5600万元,同比减少2.95亿元到3.01亿元,同比减少80%以上。
 
此外,公司称,2017年半年报和三季报存在收入确认方面的会计差错,将导致2017年前三季度营收减少17.4亿元。
 
子公司上海亚明主要产品为传统照明和LED通用照明产品。今年前三季度,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3899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4.49%,净利润-391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亏损1884万元;另一子公司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总收14315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87.71%,净利润-19268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633.17%;上海飞乐投资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4558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7.38%,净利润-9696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亏损6961万元。
 
飞跃音响耗资10亿元打造的喜万年集团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也历经坎坷不尽如意。三季报显示,喜万年集团在2018年1至9月经营业绩较上年度有所下降,全球各大区的销售情况均低于并购时的商业计划预期,所以喜万年集团合并所形成的巨额商誉存在了减值风险。同样,商誉减值风险也出现在了公司北京申安方面。
 
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母公司仪电集团向公司提供1.5亿元财务资助,借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执行。除此次财务资助外,过去12个月内,仪电集团累计已为公司提供4.3亿元财务资助。
 
2019年4月19日,飞乐音响披露2018年年报,2018年营收为33亿元,同比下降39%;净利亏损32.95亿元,同比由盈转亏,上年同期盈利5524万元。基本每股亏损3.345元,上年同期盈利0.055元。
 
在最新的2019年一季报中,飞乐音响的亏损局面仍在继续,亏损金额达1.41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更是由2018年末的4726万元直接变成了-8352万元。
 
深市第一股,不死鸟深安达
 
深圳证券市场在1986年起步,《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出台,国有企业为摆脱经营困境进行了股份制改造。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在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开始了最早的证券交易。紧接着,市国投证券部和市中行证券相继开业。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企业也陆续发行了股票。“老五家”股票在“老三家”证券部的柜台交易,深圳股市最开始就是这样的。
 
1988年6月,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研究筹建证券市场。1989年11月,深圳市政府作出了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决定。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王健、禹国刚先后被深圳市政府任命为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
 
经过精心准备,深交所已经万事俱备,只欠开业了。1990年11月22日,李灏、郑良玉、张鸿义等市领导一行来视察交易所筹备工作。李灏一进门,还没坐下,便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可是来拍板的。”禹国刚当即表示:“市里今天定下来,我们明天就开业!”李灏等领导同志听到王健组长汇报,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当场统一了认识,并当机立断: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集中交易。
 
因为这抢先的“试营业”,也成为中国证券史上的一个著名的悬案,深沪二个交易所,谁是第一个开市也成为永远无解的争议。
 
深交所开市的第一天,仅有一只股票挂牌。因为在“老五股”中,安达首先办好了托管手续。当时本着先托管、先上市的原则。安达成为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只挂牌上市的股票。
 
“深安达”原是深圳蛇口工业区内唯一的专业陆上货运公司,1989年年底深安达股票开始发行。一反此前万科、深发展无人问津的缠绵,抢购局面开始出现。面对汹涌而来的人群,发售部门决定每人限购3000股,短时间内500万股深安达股票全部售罄。1990年的4月至6月,深市大幅上扬,深安达也从1.5元涨到了8元,仅两个月就上涨了433%。
 
发展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与深金田一样,在1996年和1998年,深安达发生了巨额亏损而戴上“ST”的帽子。
 
其后公司六度易主、九次更名、频繁更换主业,多年被ST。如此频繁变动的背后,是其经营业绩颇为不堪,近几年更是靠出售资产、调整会计核算方法等手段勉强保壳。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运输公司,随后,有北京大学下属的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中国农业大学下属的中农大科技企业孵化器公司,到安庆乘风制药有限公司、香港富景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直到2013年,李林琳入主。至此,已经六度易主。期间,公司名称先后有深安达、北大高科等,更名9次。
 
业绩方面,1991年1月14日挂牌交易后,其业绩就不稳定,1991年至1994年,其实现的净利润为804万元、2349万元、4076万元、2924万元。从第五年开始,连亏两年后,1997年实现净利润1573万元,1998年再次亏损。此后的1999年 至2003年的5年,虽然属于微利,总算保持了持续盈利状态。
 
然而,好景不长。从2004年开始到2008年,公司连续5年亏损。此后,公司不是亏损就是微利,如2009年至2015年,其净利润分别为718万元、2464万元、1239万元、201万元、-103万元、380万元、125万元。2016年,公司净利润暴增30.51倍,达到3929.23万元。
 
2017年,净利润大跌78.20%至856.67万元,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则亏损301万元。整体而言,如果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来考量,公司已濒临退市,因此也被称为“不死鸟”。
 
创业板第一股们,28只命运各异
 
创业板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兴起于90年代,各国政府对二板市场的监管更为严格,其核心就是“信息披露”。除此之外,监管部门还通过“保荐人”制度来帮助投资者选择高素质企业。在证券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创业板刚开始是对应于具有大型成熟公司的主板市场,以中小型公司为主要对象的市场形象而出现的。
 
自2008年3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后,历时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创业板于2009年10月30日正式开板,首批28家公司同时挂牌上市。
 
10月30日上午9点30分,随着开市钟声的敲响,创业板首批公司上市仪式在深圳五洲宾馆成功举行,中国创业板正式迎来首批28家上市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陈东征首先致欢迎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新华出席仪式并致辞,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主持上市仪式。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创业板市场从最初酝酿到正式推出,经历了各方多年的努力。创业板首批28家公司上市交易来之不易。周小川指出,整个金融体系十分重视发挥资本市场在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融资,特别是在促进科技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加快发展中所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创业板的发展也是金融系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他表示,人民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创业板市场的发展。
 
创业板首批28家公司于2009年10月30日正式挂牌上市,共募集资金154.78亿,平均每家公司募集资金5.53亿。行业分布上,首批28家公司主要集中在电子、现代服务业和医药等行业,其中电子行业公司有12家,现代服务业和医药行业公司分别有7家和6家。从发行估值情况来看,首批上市的创业板公司发行估值主要集中在市盈率40-55倍区间,首批28家公司平均PE为56.6倍,最高为82.22倍,最低为40.12倍。
 
创业板上市公司首日不设涨跌幅,首批28只个股在上市首日涨幅在76%-210%之间,第二个交易日大多数股票跌停。随着投资者更加理性,第二批上市的8只个股首日涨幅在33%-64%之间,明显低于首批上市个股的首日涨幅。拉长时间来看,创业板新股后续“一周、一个月、三个月”走势分化明显,上涨趋势并不明显。正是因为创业板二级市场新股炒作风险较大,因此机构投资者参与创业板的重心在于新股申购。
 
十年来,回首这28只股,曾出现了部分令人难忘的10倍以上的涨幅,也大都经历了50%以上的跌幅,2017年12月22日的收盘价看,仅有爱尔眼科、安科生物和乐普医疗三只个股运行在年线之上,保持着技术形态所认可的牛股状态,占比仅为约10.71%,大部分处于风雨飘零仍冻霜的态势。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于1980、1988、1993年三度访华,了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并曾出版《弗里德曼在中国》一书,谈论两次中国之行。
 
第一次是在1980年。当时的中国,改革进程刚刚开始。有位副部长曾经问他,在美国由谁负责物资分配?弗里德曼的反应是“吓了一跳”。于是,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
 
第二次访华是在8年之后。他真实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面对的核心问题,即政府是否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弃某些特权。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观点,在当时中国改革持续深入情况下,得以更清晰地传递给了决策者和学术界。
 
第三次访华是在1993年。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当时政府的改革方向,似乎与1988年有所不同,开始强调日韩式的对经济的控制,并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弗里德曼无法同意这一点。在他看来,中国已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因此,只会勇往直前,而不会再往后退。
 
虽然大师已经作古,但是他对中国股市的警告则是让无法忘怀,他曾对当时深发展第一任法人代表王健说:“社会主义搞股份制是一个好的开始,也不容易。但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股票市场就会无章可循,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就收不回了。” 第一股们的命运多舛,但是中国股市仍将继续,The Sun Also 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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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毅智

董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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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互联网(EC/TMT)、投资金融(PE/VC)律师,风险控制专家。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浦东国际金融学会会员、法律自媒体人。腾讯、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和讯、金融时报、财经国家周刊、创业邦、法人、创业邦、品途网、虎嗅网、艾瑞网、雷锋网、极客网、TechWeb、钛媒体、百度等多家机构特约撰稿人、专栏作者、创业导师,有数百篇文章在相关媒体刊登及接受专访。著作有《互联网+产业风口》、《Uber 开启“共享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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