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落足杭州

2017年6月26日上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一度成为国内互联网行业关注的焦点。

传统司法模式下，当事人打官司需要多次跑法院，有的还要到外地起诉、应诉，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正是回应群众对互联网时代司法的新需求，运用“互联网+”带来的新动能，抓住司法体制改革的新机遇，并且伴随着阿里巴巴的普及，杭州成为中国互联网法院第一家。杭州互联网法院以当地铁路法院为基础，管辖范围为杭州市辖区内的的涉互联网一审案件，探索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2017年5月1日起，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意见，对杭州地区5类涉互联网民事案件进行集中管辖试点。据报道，至2018年4月15日，该院受理六类涉网案件共计7372件，审结4532件，网上立案率高达96%，已关联当事人案件实现100%在线审理。

互联网法院的成立可以说解决了基层法院的燃眉之急，由于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的电商发展突飞猛进，层出不穷的涉互联网案子出现在了基层法院。众所周知个别地区基层法院的案件数量畸高，由于互联网案件往往具有一定共性且短期内数量激增，互联网法院“千呼万唤始出来”。

北京、广州——被选中的“宠儿”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会议指出，在北京、广州增设互联网法院，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要举措。

全国两会期间，多人大代表建议在不同地方增设互联网法院，专业审理互联网案件。值得注意的是，争抢的省市往往本身具有电商、互联网技术背景，例如广州、深圳。除此之外，北京成为此次被选中的“宠儿”也不乏有其作为首都的考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于志刚认为“就目前互联网发展的态势来看，仅在杭州设一个互联网法院的‘点’并不太够。”并建议在北京、深圳尽快成立互联网法院，减少基层法院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高院院长龚稼立则认为应当在广东设点。广州、深圳都是全国跨境电商试点城市，涉案较多，两地法院具有人员和技术上的优势。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长陈如桂则说，“深圳互联网产业十分发达，案件比较多，建议进一步扩大互联网法院试点范围，在深圳设立互联网法院，提高网络违法案件审判质量效率。”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树江也建议，希望推动设立“成都互联网法院”。

笔者认为，随着互联网发展，各地开始追求互联网法院，本次选择北京、广东作为第二批正是考虑到了案件数、地域、科技技术以及审判经验等要素。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设立蕴含技术含量，为当地基层法院解决了案件分流的困难，有效、快速解决了互联网民事案件纠纷，以及其运用科技技术审理案件的方式呼应了当下人工智能大环境。

“众星捧月”互联网法院，基院如何应对？

互联网法院经历了首家试点、众星捧月，在试点过程中也出台了一些相关规定，对于其他法院可以说具有参照性。“互联网+”、人工智能逐渐成为趋势，下一步将是有能力的法院逐步采取、模仿互联网法院的相关技术、流程。

2018年4月2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涉网案件异步审理规程（试行）》，首创“异步审理”，颠覆传统审理模式，使法院与原告、被告等诉讼参与人可以在限制期限内自主选择不同时段参加庭审，以非同步方式完成诉讼。

6月2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上线了全国首个电子证据平台，平台上线之时，杭州互联网法院出台《民事诉讼电子数据证据司法审查细则》规范了电子数据的审查标准，并同时发布《杭州互联网法院电子证据平台规范》。电子证据平台在证据与审判之间建立通道，有效解决了电子证据存储难、易篡改的问题。当事人提交电子数据原文，平台对原文和已保存的数据进行比对，判断证据真实性。据报道，自2018年2月9日运行以来，电子证据平台共送达4778次，送达成功率达88%。

7月4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一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进行宣判，首次对采用区块链技术存证的电子数据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并明确了区块链电子存证的审查判断方法。

互联网法院的科技技术为民事诉讼起到了帮助，放远了看也可以说为未来的民事诉讼电子证据方面做出铺垫。在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将电子数据纳入证据类型；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电子证据的种类和内涵作了进一步解释。互联网法院则是在此基础上，对具体适用及相关注意点作出了规定，有助于其他法院进一步解读，甚至成为参考。技术、地域案源等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基院成为互联网法院，引入相关技术节省司法资源将成为基院的未来趋势之一。